雷军编辑微博，删除文字“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”

编译者：刘沫潇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(guójì)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、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）；田香凝（中国(zhōngguó)传媒大学电视(diànshì)学院副教授、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） 来源：“青年记者杂志”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 “国际学术观点”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。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元宇宙数据化(huà)、公民新闻研究梳理(shūlǐ)、政治(zhèngzhì)传播中的“战略性模糊”策略、社交(shèjiāo)媒体用户的“显化”实践、新闻回避者的多元画像、新闻理性化等多样主题。 1. 元宇宙数据化：一种新兴的文化、技术和(hé)学术现象 未来，人(rén)类活动——无论是职业场景还是休闲领域——将加速向虚实交融的(de)元宇宙空间迁移，大(dà)数据(shùjù)(shùjù)范式也将迎来颠覆性变化(huà)。在此背景下，2025年第5期《信息(xìnxī)(xìnxī)、传播与社会》（Information, Communication & Society）刊登(kāndēng)的一篇文章基于批判数据研究(yánjiū)、媒介研究与科学技术研究的三维视角，探讨了元宇宙技术生态中数据的多重意涵。文章认为，“元宇宙数据化”（metaverse datafication）是数字技术和数据化进程的延续和扩展，人类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元宇宙空间中，并产生大量新(xīn)的多模态数据，涉及人的身体、感官、空间和时间信息及其互动。文章提出了6个与元宇宙数据化密切相关、引人深思的论题。 一是元宇宙数据化对知识定义(dìngyì)的(de)影响。元宇宙作为知识生产场所以及工具，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知识生产方式的理解。数据化会强化量化数据比其他(qítā)信源更客观的观点，进一步边缘化定性社会科学(shèhuìkēxué)和人文学科。 二是数据量的(de)(de)(de)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质量。数据量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相关性和假阳性结果，难以区分虚假相关性和因果关系。此外，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会使数据质量评估变得复杂。 三是元宇宙数据分析需要概念(gàiniàn)和方法的重构。传统概念如“用户”、“虚拟/现实(xiànshí)”已无法充分解释元宇宙中(zhōng)混合的虚实体验，需重新定义人与技术的交互。同时，科技公司(gōngsī)的封闭性使独立学术分析受限，企业可能通过合作项目“收编”学术机构。 四是元宇宙(yǔzhòu)数据化加剧隐私、监控和剥削(bōxuē)问题。元宇宙数据化将收集更(gèng)多关于个人生活、私人空间和互动的亲密数据，这些数据可能被高度货币化，引发新的剥削形式。 五是部分关于(guānyú)元宇宙(yǔzhòu)去中心化、可持续性和(hé)民主化的主张具有误导性。文章认为，尽管科技公司宣称元宇宙将去中心化，但其实际开发(kāifā)依赖巨头主导的基础设施，权力很可能会进一步集中于个别头部企业。同时，绿色和可持续的元宇宙技术声明(shēngmíng)亦掩盖了高能耗基础设施的生态代价，远程工作还可能加剧劳动不平等。 六是元宇宙技术可能加剧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地缘政治不(bù)平等。文章指出，资源和技能(jìnéng)的不平等可能使少数公司和富裕国家(guójiā)在发展元宇宙技术过程中受益，而其他国家和群体则被边缘化。 2. 重访三十年间的公民新闻(xīnwén)研究 公民(gōngmín)(gōngmín)新闻诞生以来(yǐlái)发挥了(le)重要作用，不仅丰富了新闻来源，促进(cùjìn)了信息公开透明，增强了公民的社会参与感和(hé)责任感，还为边缘群体提供了发声渠道，推动了社会变革。发表在2025年(nián)第5期《新闻学》（Journalism）的一篇文章就聚焦公民新闻研究，采用主题建模、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等混合方法，回顾了30年间（1994-2023）新闻学、传播学、媒体和技术等领域有关公民新闻的研究成果。 文章发现，过往(guòwǎng)有关公民新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。一是数字技术的影响：早期研究聚焦博客、Web 2.0等技术如何赋能公民新闻，挑战传统媒体权威；近年来转向(zhuǎnxiàng)社交媒体在危机报道中的实时性与动员作用。二是受众参与和专业(zhuānyè)记者(jìzhě)的身份边界：传统新闻业通过UGC吸纳公众参与，但多限于“后台互动”（如评论审核），专业记者的“把关人(rén)”角色(juésè)虽受冲击却未消亡(xiāowáng)，其身份边界在社交媒体时代持续重构。三是公民参与新模式：图像与视频新闻成为(chéngwéi)近年焦点，在冲突与灾难中提供了重要的替代性叙事。 在学术合作与知识(zhīshí)网络方面，文章发现，尽管公民新(xīn)闻研究者之间存在大量合作，但这些合作往往局限于小团体(tuántǐ)内部，显示出有限的跨团体交流。此外，文章还识别(shíbié)了公民新闻(xīnwén)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(yǐngxiǎnglì)5本期刊（《新闻实践(shíjiàn)》、《新闻学》、《新媒体与社会》、《新闻学研究》、《数字新闻》）和4篇关键文献（Goode, 2009； Nah et al., 2015； Thurman, 2008； Wall, 2015）。 在(zài)理论框架(kuāngjià)和研究方法方面，已有研究采用了多种理论资源，包括把关理论、议程设置理论、公共领域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。在研究方法上，运用了内容分析、访谈、调查和田野观察等(děng)多种方法。 文章据此提出公民新闻研究(yánjiū)的未来发展(fāzhǎn)建议：首先，应考虑在地方、国家和全球层面(céngmiàn)建立合作网络；其次，鼓励研究者(yánjiūzhě)在其他跨学科(xuékē)期刊上发表论文，因为公民新闻与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信息与数据科学、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存在密切关联；最后，继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，发展和推进新理论，并采用涵盖个体、组织、社区(shèqū)和国家层面的多层次研究方法。 3. 政治传播中的“战略性模糊(móhú)”策略 尽管清晰和准确通常被认为是有效沟通的(de)(de)关键，但在某些(mǒuxiē)情况下(xià)，模糊性反而对传播者有利。通过“战略性模糊”（strategic ambiguity），政治人物可以在不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吸引更广泛的受众，同时避免因明确立场(lìchǎng)而可能引发的争议或选民(xuǎnmín)流失。发表在2025年第2期《传播理论(lǐlùn)》（Communication Theory）的一篇文章就探讨了政治传播中的“战略性模糊”这一有趣话题。 文章(wénzhāng)首先(shǒuxiān)给出了战略性模糊的定义：战略性模糊是指传播者(chuánbōzhě)故意创造一个(yígè)多义性信息(xìnxī)，使不同解释群体(qúntǐ)能够根据自己(zìjǐ)的背景和信念进行合理解读，从而为传播者带来特定优势的一种修辞手段或传播策略。其有三个构成要件：（1）多义性信息：文本支持多种合理且不同的解读；（2）差异化解释群体：信息针对不同“解释社群”（如(rú)意识形态、身份、知识背景差异的群体），并利用其解读策略的分歧；（3）传播者的利益驱动：传播者通过模糊性获取好处，如扩大受众、规避审查、增强政治动员。 随后，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，以美国国会(měiguóguóhuì)议员的新闻信和保守派政治讽刺媒体《巴比伦(bābǐlún)蜜蜂》（The Babylon Bee）为例，展示了(le)战略性模糊如何在实际政治传播中发挥作用。通过分析这些案例，作者(zuòzhě)揭示了战略性模糊如何帮助政治人物在不同解释群体中平衡(pínghéng)意识形态目标与利益需求，以及如何在受众中扩大影响力。 最后，作者提示要警惕战略性模糊(móhú)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如传播极端观点或偏见性信息，以及在(zài)民主环境中削弱透明度和追责(zhuīzé)，未来研究者有必要通过(tōngguò)解码模糊话语的潜在含义，减少战略性模糊带来的负面效应。 4. “显化”实践(shíjiàn)：TikTok如(rú)何如影响和塑造用户的精神表达 “我(wǒ)(wǒ)是健康的(de)，我是富有的，我是神圣的，一切都在完美的时机来到我身边。我很迷人，我很富有，姑娘，我太棒了！宇宙和我是同步的。”近年来，TikTok上(shàng)流行着这类“显化”（manifestation）内容，即通过积极思考召唤个人(gèrén)欲望的精神暗示内容。 2025年第5期的(de)《国际传播杂志》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）中，有学者对(duì)显化内容展开研究(yánjiū)，并探讨(tàntǎo)了TikTok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算法推荐系统的平台，如何为用户的精神表达提供独特的传播空间。 作者创建了(le)一个(yígè)新的(de)TikTok账户，并通过搜索关键词和标签来训练算法推荐相关的显化内容。在此基础上，作者关注了超过200个主要发布显化内容的账户，并对他们发布的3000余个视频(shìpín)内容进行话语分析和主题提炼。 通过上述研究，作者发现，许多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通过“压力互动”（pressured engagement）来增加视频的(de)(de)可见性，例如要求观众点赞三次以“声称”祝福，这(zhè)种互动方式不仅增加了视频的参与度，还赋予了互动以精神意义。作者认为(rènwéi)，TikTok的快速滚动和无时间戳的界面使得时间感变得模糊，这让用户(yònghù)更容易接受“时间是(shì)一种幻觉”的观点，这也与显化实践对于“当下(dāngxià)时刻(shíkè)”的强调相契合。作者还指出，对于喜爱显化内容的用户而言，算法能够读懂他们，并提供与他们精神需求相匹配的内容。最后，文章提出，TikTok等社交(shèjiāo)媒体平台运用其技术特性影响和塑造用户的精神实践，它们不仅是娱乐平台，还是帮助用户实现精神目标的重要工具。 5. 新闻回避(huíbì)者的多元画像 近年来(jìnniánlái)，新闻回避现象成为学者(xuézhě)们关注的重要议题。然而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新闻到底被谁回避、为何回避、如何回避。2025年第4期的《新闻实践》（Journalism Practice）发表了(le)一篇论文，尝试提出一个全面理解新闻回避复杂性的框架(kuāngjià)。 论文采用德尔菲法，对新闻(xīnwén)(xīnwén)(xīnwén)从业专家进行多轮(duōlún)访谈，了解他们(tāmen)对于新闻回避(huíbì)的观点和看法。研究总结发现，新闻回避可以是主动的、短期的行为，也可以是被动的、长期(chángqī)的习惯化行为，这种行为受到个人(gèrén)动机和结构性因(yīn)素的共同影响。在(zài)此基础上，研究进一步指出，新闻回避者(zhě)(zhě)可以被细分为8种类型，包括：敏感者（The Sensitives），因新闻对心理健康产生(chǎnshēng)负面影响(fùmiànyǐngxiǎng)而主动回避新闻；低(dī)信任(xìnrèn)者（The Low Trusters），因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而主动回避新闻；不感兴趣者（The Disinterested），对新闻时事不感兴趣，被动地用娱乐或社交媒体取代新闻；小众爱好者（The Niche Dudes and Galls），只关注与(yǔ)特定(tèdìng)兴趣或爱好相关的新闻；自然主义者（The Mindful Naturalists），回避主流新闻，但通过杂志、书籍、播客或纪录片等方式获取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；低调回避者（The Low Key Avoiders），没有主动回避新闻，但因生活忙碌没有时间关注新闻；享乐主义者（The Hedonists），对新闻不关心，更关注个人生活和社交圈；媒体文盲（The Media-Illiterates），因缺乏媒体素养，不把新闻消费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作者(zuòzhě)认为，新闻回避是多面的、动态的，媒体需要与受众建立更(gèng)紧密的联系，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和偏好，并提供更多样化的内容(nèiróng)和形式，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。 6. 新闻理性化：人工智能如何(rúhé)重塑新闻把关流程 尽管AI在新闻(xīnwén)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，但关于其如何重塑新闻机构的把关流程、影响新闻内容以及最终改变(gǎibiàn)(gǎibiàn)公共领域的具体研究(yánjiū)仍然较(jiào)少。在2025年第5期的《新媒体与社会》（New Media & Society）中，有研究基于把关理论，对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的新闻工作者进行深度(shēndù)访谈，探讨了AI如何改变新闻的生产和分发过程。 研究发现，AI的应用推动了新闻(xīnwén)机构的“理性化”（rationalisation），具体包括：第一，效率(xiàolǜ)提升，AI让(ràng)新闻机构通过自动化减少人力和(hé)时间成本；第二，可预测性增强(zēngqiáng)，新闻机构可以利用数据和算法预测受众需求和新闻效果；第三，可计算性增加，新闻机构能够通过量化指标评估新闻内容的传播效果。 但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，作者也指出，新闻理性化也可能导致新闻生态系统的权力结构变革。作者认为，技术公司通过提供AI工具和服务，获得了对(duì)新闻内容更大的控制权，这可能会影响新闻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。此外，AI的应用可能会改变新闻内容的类型和质量，从长期(chángqī)来看会影响公共领域(lǐngyù)的透明度、可访问性，进而削弱公众的知情权(zhīqíngquán)。 总而言之，作者(zuòzhě)再次论证了AI技术的双刃剑效应，并建议未来研究进一步关注(guānzhù)AI在不同媒体系统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效果，以了解(liǎojiě)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。